作者?/ 安 ? 濟
編輯 / 朱 ? 婷
運營 / 獅子座
站在《惡意》北京首映禮的臺上，陳思誠正面回應了他自己和影片主演之一李庚希的輿論爭議。“果郡王”“資源咖”“京圈公主”——“都是扯淡！沒有那么多陰謀論，沒有被資本控制，我們就是一幫愛電影的，普普通通的，為電影、為自己的理想和熱愛工作的努力的人。”
這番針對輿論標簽的激烈反擊，恰與電影《惡意》開篇的“網絡審判實驗”形成荒誕閉環：當兩千名觀眾低頭滑動手機，用投票鍵決定“嫌疑人該被淹死”時，沒人意識到自己正擰緊惡意的螺絲。
此刻的路演現場，似乎成為影片主題的延伸劇場。陳思誠痛斥陰謀論的姿態，被媒體和粉絲的鏡頭捕捉后迅速切片傳播，隨后#陳思誠回應網絡傳聞##陳思誠說李庚希京圈公主傳聞是扯淡#等話題沖上熱搜。評論區的反應也很有趣，“真性情！”與“自導自演營銷戲”的聲浪對撞，讓現實的情景竟也與影片故事對照了起來。
截至目前，《惡意》的點映及預售總票房突破2600萬，劉慈欣背書“顛覆認知”的捷報刷屏時，豆瓣短評區正被“平庸”“陳思誠套路復刻”“情緒勒索”的聲討淹沒。更有觀眾表示：“影片批判流量操控大眾，自己卻用營銷數據綁架口碑。”恩，怎么不算是精準點破《惡意》影評割裂的根源呢。
kk也看了《惡意》，值得肯定的是，作為暑期檔備受期待的影片之一，《惡意》聚焦網絡暴力的題材視角在當下的電影市場是稀缺的，其表達也是大膽的。但很顯然，作為編劇的陳思誠試圖用“社會手術刀”的野心剖開網絡暴力的膿瘡，可惜片子最終還是落入“陳思誠式懸疑萬能創可貼”的套路，這就導致《惡意》在題材上的銳利，直接敗給敘事的惰性和邏輯bug。
今天，我們就來聊聊《惡意》的好與不好。（ps：下文涉及大量劇透~介意者勿看）
01、三個“惡女”？！
“我們拍的不是惡人，是普通人如何成為惡的零件。”
《惡意》聚焦網絡暴力主題，講述一起癌癥患者與護士同時墜樓案引發的輿論風暴。張小斐飾演的記者葉攀在調查中先后將護士和母親報道為嫌疑人，引發洶涌的網絡暴力。電影開頭有一個"網絡審判"實驗的場景，展示了網民如何被片面信息煽動。
然而這場令人脊背發涼的社會實驗，早已為整部電影埋下伏筆，影院里的觀眾尚未意識到，自己即將成為《惡意》這場銀幕中的社會實驗的參與者。
影片中的第一次反轉發生在抗癌天使的母親尤茜（梅婷飾）那句撕裂心肺的“護士推我女兒墜樓”，在媒體的“剪刀”下，這句控訴變成了護士李悅的“殺人實錘”：#白衣惡魔李悅#話題下收割著閱讀量話題，瞬間成為社會輿論的焦點。這場話題的制造者葉攀盯著飆升的點擊率嘶吼：“我要看她上熱搜。”真相開始在巨大的流量池里淹沒。
在未經警方調查的前提下，互聯網輿論場的各方僅憑李悅的“夜店”照片和“小三”傳言，就把她塑造成兇手，而“道爺”的出現提供了一段ICU視頻又把新的“兇手”鎖定在了患者母親尤茜身上，因為她在為女兒插呼吸機時有了幾秒的猶豫，也因為她組建新家庭后再次懷孕，這位母親就要面臨“放棄大女兒、親手殺死女兒”的輿論審判。
第三次反轉也因此發生，為了轉移尤茜身上的網暴風暴而再制造一個熱點，這一次，葉攀站到了話題的中心，成為第三個被網暴的女性——白衣天使成為殺人兇手，抗癌母親變成殺女兇手，正義記者成為劊子手、純真實習生化身復仇者，《惡意》幾乎呈現了一種“全員惡女”的生態，女性們在惡意傳遞鏈中輪番轉換受害與施暴的雙重身份。
影片通過跨媒介技術將抽象惡意轉化為生理壓迫體驗，形成沉浸式社會實驗的觀影體驗。
聲音指導李濤表示，將2000條真實網暴評論輸入AI聲庫，生成360度環繞的咒罵洪流；鍵盤敲擊聲從偶然單響到暴雨轟鳴（群體癲狂），暗喻個體質疑發展成群體癲狂的理性被淹沒的過程；畫面比例也跟隨劇情從16:9縮至4:3，象征輿論場對個體認知的窄化擠壓。
借此，觀眾在觀影過程中仿佛也被戴上了認知枷鎖，成為影片中網暴的千萬大眾中的一員。這也正是《惡意》最亮眼的部分，聚焦網絡暴力題材，將觀眾帶入這場輿論風暴里，指向我們屢見不鮮的殘酷現實：
2022年，15歲的尋親少年劉學州因生母不實指控遭全網圍獵，自媒體大V捏造其“索要天價房產”的謠言，數百萬網友的謾罵如海嘯般將他吞噬，最終他在三亞海灘服藥自盡，遺書里“陽光照在海面，我也歸于大海”的絕筆成為網絡暴力最刺眼的墓志銘。
類似事件每時每刻都在發生，惡意從未消失，它只是換上新衣，在下一個熱搜里等待我們入局。而電影存在的意義，就是用影像藝術把這些從未消失的丑陋顯示剝開展示給大眾，在批判現實的同時，引發每個觀眾的思考。
02、敘事與表達的失衡：高概念下的深層潰敗
可惜的是，原本該是一把鋒利的“社會手術刀”的《惡意》，卻在懸疑類型的砧板上卷了刃。
影片機械地塞進多重反轉：護士虐童→ICU視頻網暴死者母親→實習生復仇→自殺的真相→觀眾問責，看似環環相扣，但遺憾的是，每一次反轉都并不出乎觀眾的意料。在當下的市場環境里，懸疑類型已經是相對成熟的存在，也長期培養了一批經驗豐富、審美要求高的觀眾，當年被《誤殺》震撼的觀眾，如今也很難再為“陳氏懸疑流水線”買單了。
更重要的是，從護士李悅背負污名到尤茜成為眾矢之的，再到李庚希飾演的實習生突然拋出“新罪證”把葉攀送上輿論審判席，每一次的反轉都靠碾碎一個女性聲譽當燃料，影片的敘事也淪為提線木偶戲。
而懸疑的部分，研磨在本片后30分鐘拖沓如公益廣告的循環播放里，陳思誠一面高喊“探討人性灰度”，另一邊，影片里的黃軒飾演的警察制式機械地查IP、查監控，張子賢飾演的刻板資本大佬（每句臺詞都在念誦“黑暗森林法則”）簡化矛盾，當張小斐憤怒地喊出“不把世界讓給討厭的人”時，影片預想中精心構建的現實圖景免不了碎成廉價雞湯的渣滓。
面譜化嚴重的角色設定暴露的是影片在文本層面的虛張聲勢，所以即使梅婷的眼淚救得了角色，卻救不回《惡意》割裂的敘事。營銷號口中張小斐的演技名場面，也改變不了影片敘事的單薄，同時，那些真正應該拷問的網暴現象、集體無意識狂歡都在孫越、呂嚴等喜劇人的幽默客串中消解了。
當然，對觀眾來說最無語的還是結局，警察偶然間發現的監控才能還尤茜一個清白，到最后才打開李悅的柜子看到跳樓少女的獨白，在經歷了網暴凌遲、誣陷絞殺、跳樓未遂的梅婷，只能因為死去的女兒的一段話而與一切和解，之前的劇情伏筆都被創作者拋之腦后的了，只是強行給觀眾塞了一張“溫情贖罪券”。
當現實的傷口被糖霜覆蓋，《惡意》批判的鋒芒便融化成黏膩的糖漿，在這一維度上，這場原本應該酣暢淋漓的社會拷問變成了一個未完成的實驗。
03、我們需要什么樣的現實主義影片？
觀眾對現實主義影片的期待是手術刀，而非創可貼。
當《惡意》揮起聚焦網絡暴力的旗子，我們期待它像《我不是藥神》解剖醫療制度般，剖開“流量經濟-算法豢養-法律失語”的惡性循環；當孫越飾演的無良主播消解嚴肅性時，我們盼望出現對流量時代媒體話語權與系統之間的討論——現實主義的終極使命不是展示傷口，而是探查“感染源”。可惜《惡意》在即將切入肌理時，還是換上了陳思誠的“萬能創可貼”。
《惡意》的擰巴恰是當下現實題材的縮影：它比2012年的電影《搜索》更完整地展示了網暴生成的鏈條，和后者一樣回避平臺責任，比2023年的影片《熱搜》更震撼于技術呈現，卻同樣陷入情緒煽動。觀眾真正渴望的，永遠是捅破傷口后的下個動作。
在此之前，《消失的她》證明懸疑類型能承載現實議題，但成功關鍵在于讓反轉服務于真相揭露而非遮蔽真相；《墜落的審判》正用每個扎根人性深度的選擇告訴觀眾：高級的懸疑，是讓觀眾在人性迷宮中迷失，而非被編劇的套路戲耍。
而《惡意》五重反轉堆砌敘事快感時，觀眾并沒有看到更創新更實驗和更深刻的表達，最后好像只是留下了“多傳遞善意，不要傳播惡意”的說教。在這一維度，《惡意》雖然填補了同類型在市場上的稀缺性，但似乎又僅此而已。
所以它也再次暴露了陳思誠的“懸疑公式”的致命傷：反轉淪為KPI式的流水線生產，深刻議題便成了懸疑套件的裝飾性貼膜。那些被碾碎的女性聲譽、被消解的系統拷問、被糖霜包裹的殘酷真相，最終讓“手術刀”卷刃成鈍器。
但值得肯定的是，《惡意》還是完成了它作為商業電影的文化使命：讓每一個觀眾都思考其在輿論場中的身份，喚醒大眾對善意而非惡意的渴望。我們批判它的不足，也正是因為在乎——在乎現實主義不該是類型片的鑲金邊骨灰盒，在乎那些被“多傳遞善意”的空話掩埋的真問題，也在乎一部試圖探討社會議題的懸疑類型片的完整度和優質程度。
影片里有句臺詞是，新聞人有底線，新聞才有底線。電影同理，電影足夠精彩，觀眾才會真的為之鼓掌歡呼。
